王声湧幼年随父母从越南回国，就读于广东华侨中学，1961年23岁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他满腔热血，赤胆丹心，不畏折磨，毅然决然响应祖国召唤--共青团员应该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怀着这种质朴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王声湧奔赴大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平罗县， 一干就是21年。从23岁到44岁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少数民族地区。
苦难是人生一笔珍贵财富，艰辛磨练足以苦人心志，劳其筋骨，催人奋起。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的时期，当年的平罗县防疫站只有4人，两间小办公室，晚上用墨水瓶和纱布条做成的“煤油灯”，亮光只有黄豆大小，在灯下看两三个小时书，脸都熏黑了，第二天清晨发现两个鼻孔就像涂了一层黑油的烟筒。在物资比较匮乏、没有水洗澡、工作环境艰难的境况下，王声湧凭着两条腿和一辆自行车，每天奔跑在崎岖不平的乡道上，跋涉于六盘山的矿区中，跑遍了方圆3500平方公里的农村和厂矿：在煤矿井下测瓦斯、搞通风、防煤尘、普查普治矽肺；在农村建厕所、盖马圈、挑大粪、搞高温堆肥；在大沙滩挖鼠洞、抓耗子、拔除鼠疫疫源地；在山区建水井、改良水质、制作碘盐，消灭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在城乡预防和治疗常年不断、此起彼伏的各种各样传染病。他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给贫下中农看病、治病、防病，讲解预防疾病的卫生知识，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赢得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爱戴。
二十世纪60年代初，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麻疹、白喉、百日咳、结核病、痢疾、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和蛔虫病、钩虫病、绦虫病等寄生虫病在平罗县猖獗流行，严重威胁广大人民尤其是儿童的生命与健康。王声湧带领防疫站的同事，在全县城乡建立疫情报告网，制定预防接种规划，在儿童中推行计划免疫。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使全县的免疫覆盖率达到80%以上。到七十年代末全县的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90%，寄生虫病发病率下降了75%，传染病暴发流行和周期性流行再没有出现，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麻疹、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基本绝迹，结核病、痢疾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
他长期在六盘山区的贺兰山煤矿开展矿区安全卫生和矽肺防治，在矿区政府的领导与重视下，逐步落实井下通风和规范的瓦斯检测等预防工作，有效防止塌方、冒顶、透水和瓦斯爆炸等事故发生；通过测尘、防尘、排尘等措施，使矽肺和煤肺的发病率明显降低，病人得到及时发现、治疗或工种调换，保障煤矿工人的安全和健康。
1970年前后平罗县流行一种老百姓叫做“懒病”的传染病，在流行高峰期间，发病区的牛羊流产死亡，大批回民青壮年劳动力病倒，金灿灿的麦子熟了，没人收割。王声湧一边诊治疾病，一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证实这是一种叫做“布氏菌病”的人畜共患的地方病流行。1974年他向县委提交一份“以免疫为主，综合防治，消灭布氏菌病”的三年防治方案，在取得县委的支持之后，王声湧带着一个检验员和一个护士在回民聚居的病区设立简易病房，先后分三批集中免费治疗了六十多位布病患者，王声湧却在最后一批病人将要出院时因劳累过度不幸患上布氏菌病，自己在县医院住院治疗两个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平罗县县委的重视下，1978年平罗县的布氏病患者全部得到治疗，取得了畜无流产、人无新发病例和病人都治愈的成果。经中共中央北方病防治办公室专家组鉴定验收，宣布平罗县基本消灭布氏菌病。
为改变农村落后的卫生环境，王声湧常年在农村蹲点，他边搞卫生防疫工作，边为贫下中农治疗常见病，同时推行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创建合作医疗的样板和农村卫生示范点。当时的农村中只有用来大小便的“人圈”和畜圈，他和几位会做泥水活的积肥队员挨家挨户给社员修建厕所，帮助生产队盖起畜舍，同时进行高温堆肥消灭寄生虫虫卵的科学实验。每天天刚蒙蒙亮，在村头便会出现一个瘦长的身影，挑着粪担，挨家挨户收集人粪尿。乡亲们看着这样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为了帮助大家除四害、讲卫生，减少疾病，不怕脏，不怕累，十分感动，也与他拉近了距离，感情渐渐融洽，因此都积极配合工作。他所领导的平罗县防疫站于1980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县防疫站”，同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
王声湧发挥了一个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群众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大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绽放了人生和事业历程中的第一朵鲜艳的奇葩。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把平罗县防疫站建设成为“全国先进防疫站”。王声湧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平罗卫校和宁夏医学院兼职教师，平罗县第七届、第八届人民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侨联委员。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王声湧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受到奖励；他的“以免疫为主，综合防治，消灭布氏菌病”的研究成果荣获自治区医药卫生科学大会最高奖励“红旗奖”。
1982年，被誉为“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复办，王声湧奉调离开平罗到暨南大学执教。当他离开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平罗县时，各公社、生产队的干部和乡民近百人，闻讯赶到20里外的火车站来给他送行，大家相拥而泣，乡情浓浓，惜别依依，催人泪下。送别者紧紧拉住他不肯松手，使列车迟迟未能开出。21个年头的日子是艰辛的，然而他与宁夏的回汉人民所结下的这份情谊却无比珍贵，王声湧每每提起都感慨万分，怀念不已，至今每三五年就要回到宁夏这个第二故乡省亲探望故人。
1982年至今王声湧执教于暨南大学，198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进修近一年后回国。他在担任教研室主任和医学院教学副院长期间，开设了12门预防医学课程，开设的“社会医学社会实践”课程属国内首创，先后有九位老师和他一起指导了两千多名学生修读这门课程，撰写调查报告数百篇，多次获大学课外活动“挑战杯”的国家二等奖、三等奖和广东省一、二、三等奖；从1989年以来，他和他的导师组成员培养数以百计的研究生，此外还他先后指导青年教师13名，指导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学科带头人3名；主持并完成部、省、厅级的科研课题五十余项；主编《流行病学》、《伤害流行病学》、《伤害流行病学现场研究方法》、《暴力流行病学》、《伤害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学》、《应急医学》和《老师，祝您健康》等，参编专著37部，发表论文500多篇，9次获省部厅级科技进步奖，3次优秀教学成果奖；先后获得广东省高教先进工作者、教书育人好教师、南粤优秀教师、国务院侨办优秀教师、十佳授课教师、十佳先进工作者、杰出科技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王声湧最突出的成就是开创中国伤害医学研究领域，提出伤害可以预防控制的依据，是中国伤害控制的倡导者和学科带头人。国家根据他的科研成果，采纳了他的“将伤害纳入疾病控制工作”的建议，对我国的疾病控制策略做了重大改变。2002年卫生部确定我国疾病控制工作包括了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三个部分。2008年他的“中国伤害相关的死亡状况：一个尚未被认识的公共卫生问题”（Injury-related fatalities in China: an under-recognized public-health problem）在《柳叶刀》杂志发表。2004年荣膺首届全国高等教学名师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11月获“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2009年8月获“中国流行病学杰出贡献奖”，同年被评选为“暨南大学科研先进科技工作者”并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校友奖”，2010年评选为暨南大学“十一五”优秀科研工作者，2014暨南大学授予他“本科教学校长奖（杰出教学贡献奖）”，2015年又荣获“中国流行病学终身贡献奖”的最高荣誉。王声湧遵循暨南大学 “忠信笃敬”校训，十分注重教师仪表和言行的修养，他说：“正如孔子所云：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既为人师，一言一行都应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来要求自己”。王声湧正是出于对教育事业发自内心的尊重、崇敬和热爱，一丝不苟地谨遵一位人民教师的言行规范和职业操守。他总是身着雪白的衬衫，系着得体的领带，笔挺的背带西裤，修长的身材高大挺拔，显得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如今王声湧虽年逾八十高龄，然而他的举止言谈和敏锐思维让人感觉不到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患有严重颈椎病和高血压、右脑供血只有60%和室性心率不齐等顽疾，但他还是以“人民予我者多，吾的奉献却微”为座右铭，勉励自己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和应急管理学上辛勤耕耘、努力探索，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2004年他从教学岗位退休至今，依然处于繁忙的社会事务中，坚持给学生上课、为全国各地做公共卫生安全和应急管理培训，经常在社区现场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伤害是一个重要的、但长期被忽略的公共卫生问题，把伤害纳入疾病控制的内容刻不容缓。2001年暨南大学成立“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国务院侨办和广东省卫生厅先后为他的“城市交通事故管理研究”、“摩托车车祸流行病学研究”、“青少年伤害危险因素研究”、“中小学生伤害干预效果评价”、“死因分析和评价”、“烧伤院前救治与预防后关系”、“伤害疾病负担评价指标体系”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伤害防治”等课题立项研究。2005年暨南大学流行病学学科连续被评为校级、省级精品课程，获得各级各类教学改革项目8项，资助金额近百万元。他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向政府提交的9份关于“把伤害纳入我国疾病控制工作”的报告、意见、倡议。伤害防治终于成为《卫生工作“十一五”规划》和《卫生工作15年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1999年以来他主持召开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举办了近百期培训班、培养伤害防治专业人才近万人。先后赴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荷兰、加拿大、泰国、奥地利、美国等地出席国际会议，24次在世界伤害控制学术会上报告他的研究成果。2005年他所申办的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获得民政部批准成立，他被选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35年来为了发展我国伤害医学事业，王声湧孜孜不倦、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鼓动和促进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安全社区、道路交通伤害预防、校园安全、老年跌倒、自杀心理危机干预、防止儿童虐待等工作。王声湧认为教师价值的体现，不只是搞好教学和科研，更要为社会服务，直面社会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他经常给各级管理人员、公共卫生医生和医护人员、学生、工人、农民、外来民工、病人，以及犯人、吸毒者、性工作者等各类人讲课，引导他们懂得医学知识。他先后担任17个学术杂志的编委，常常工作到深夜，备完课、写完文章后，还要审阅稿件、上网收集信息和浏览新闻，学习新知识和先进技术，不断提升自我。多年的忙碌生活，使王声湧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出远门都随身带着电脑或笔和纸，随时记下思想的火花。
2003年SARS爆发期间，年届花甲的王声湧被委任为“暨南大学防控非典型肺炎医学管理小组”组长，负责学校各项非典型肺炎控制方案的制定和防治措施的组织与落实。医学核心期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在2003年6月刊登了他所撰写的“高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监测系统和控制措施效果评价”的论著，翌年，王声湧获得“广东省教育战线抗非典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抗击SARS疫情行之后，王声湧意识到公共卫生在突发事件中的任务和重要，是年65岁的王声湧潜心探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务，2007年被聘为广东省应急管理专家；2008年参与筹建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2009年承担“广东省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研究”和“区域紧急救援中心的研究”等课题，参与广东省和泛珠三角的应急管理培训，开创了在预防医学专业培养应急管理研究生的先河。2009年H1N1流感传入我国，王声湧作为广州市流感大流行预警评估专家组副组长， 6月13日他和他的团队向政府提交了《甲型N1H1流感流行社区防治工作方案》，国家卫生部在6月17日颁布了《社区甲型H1N1流感暴发流行控制工作方案（试行）》。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呼吁群众以科学态度对待甲流，用科学的方法预防甲流，2010年当选为广东省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汶川地震以后，古稀之年的王声湧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为契机，以灾难紧急医学救援为核心，不断充实和扩展伤害预防与控制的内涵和外延，积极促进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的相互融合，实现以大卫生观念统筹灾难紧急医学救援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宗旨。2011年在暨南大学创办应急医学系，提出了中国紧急医学救援系统理论，诠释了新发传染病事件应急管理的策略，在对抗SARS和甲型H1N1流感以及后来的H7N9禽流感防治、Ebola及MERS控制对策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得到了证实；他提出《从天津港大爆炸对我国紧急医学救援建设的五项建议》； 2017年被委任为《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灾难医学分册》副主编。
2019年至今，新冠肺炎在全球发生和流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老防疫员的王声湧，依然精神抖擞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2020年1月3日，当武汉市卫健委发出“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之后，1月15日王声湧随即在暨南大学举办一场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的分析” 讲座 。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他闭门谢客，在家里撰写了17页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网格化管理社区防治方案》，在年初二同时提交广东省卫健委和广州市卫健局，事后陆续撰写了9份疫情评估意见、防治方案和当前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意见等；此外还参加广东省新冠流调联合专家组、广东省NCP研判组、广州市风险评估小组等5个专家组和广东省派驻东莞疫情防控指导小组，多次出席省市的疫情评估会、风险研判、协助企业/工厂完善“复工指引”、现场督导、接受记者采访和在广州、珠海、汕头、深圳和杭州等地做了17场专题报告。
1961-2021年，王声湧为我国的城乡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奋斗六十年，从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工矿职业卫生工作、农村公共卫生、慢性病和新发传染病现场干预，到开创伤害预防与控制和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始终以“人民予吾者多，吾的奉献却微”为座右铭来策勉自己，在七十五岁前每天工作十余小时，从不午休，马不停蹄，毫不懈怠，不知老之将至。2010年他给自己写下一生的概括：生于国难时候，长在乱世悖谬，少年西北酣战，青年南国苦斗，老年本色方显，暮年壮志未酬。跌宕人生如戏，笑看英年白头。不逢时乎，逢时乎？苦兮，乐兮！生命有限，事业无价。正如学生赠予的对联所云：“心在事业，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不计多得少得。” 2010年12月19日《健康报》用整版篇幅以“王声湧：只要社会需要，我就去做”为题报道他的事迹。
朝枚之年的王声湧依然心志弥坚，矢志攀登，创新成果，继续为社会服务。